邓宝珊:北平和平解放的“钥匙”

更新时间:2019-11-08 20:58:31   浏览量:1758    来源:石基网

邓宝珊(1894-1968),姓余,出生于甘肃天水,1953年加入革命委员会。他是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北军事政治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长。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第三和第四副主席,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甘肃省委员会第一至第三主席。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了隆重的入场仪式。上午10点,四枚信号弹升起,庄严的入城仪式开始了。队伍的最前面是一辆指挥车,上面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大肖像,后面跟着有秩序的军乐队、装甲部队、炮兵部队、步兵部队和骑兵部队。古都北平沉浸在狂欢节中,到处是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彩旗飘扬。受苦受难的人们唱歌跳舞,以各种形式庆祝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把这座古老的文化之都从战火中拯救出来,完全还给人民,为新中国的首都北平奠定了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傅左毅和邓宝珊做了大量工作。邓宝珊在促进北平和平解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北平的《新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北平和谈的关键——邓宝珊将军》的文章。上海《大公报》通讯也称,“只有邓宝珊的钥匙才能解锁左毅”。

邓宝珊(右)和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底在北平,战争迫在眉睫,古都岌岌可危。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集团军,共一百万人,共同发起平津战役,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大规模地分割包围国民党军队。为了避免人民生命财产和文物的损失,中共中央积极争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采取“围而不战”、“隔而不围”的战略,实行重围,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面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傅左毅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早在194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长女傅冬菊就通过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王汉斌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秘密电报,提议对和平解放北平进行探索。12月15日,傅左毅派平明日报社长崔在智出城谈判。

为了打破傅左毅的幻想,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以战促和”的方法。不久,傅左毅控制的区域从整个华北缩小到京津塘三个孤立的城市,他开始的部队被消灭了。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傅左毅和蒋介石被列为犯下最滔天罪行的一级战犯。傅左毅担心和平解放后他不会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但现在他被列为战犯。他的精神刺激更大,他的思想难以理解,他的情绪非常低落。

在傅左毅束手无策、彷徨、焦虑、苦恼的时候,马占山在十二月底来看我们,开门见山地说:“东北已经过去,平金被包围了。你要怎么办?我想你应该找到宝山,让他给你建议。”傅左毅、邓宝珊和马占山是“桃园联盟”的结拜兄弟。邓宝珊一向以“善于调解和妥协”著称。它有独特的政治远见、冷静、雄辩和灵活。它也是华北“镇压总部”的副指挥官,深受傅左毅的信任。同时,邓宝珊也与中共有着深厚的友谊。抗日战争时期,他抗击日本侵华,支持北线,保护榆林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同志写信给他说:“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支持北线,保护边区,这是伟大的美德,他不敢忘记。”经过深思熟虑,傅左毅终于接受了马占山的建议,并立即派专机代表他把邓宝珊作为真正的谈判代表带到北平。

针对傅左毅的担忧和焦虑,邓宝珊经过了解和深入分析,认为北平人民和军队的心向往和平,痛恨战争,这是人民的大趋势和大方向。与此同时,傅氏的军队控制了北平的制高点京山,许多重要的地方和大门都由傅氏的军队守卫。北平基本上由傅作霖的军队控制。据估计,蒋介石的军队和特务不敢闹事,也不会有大问题。邓宝珊说:“只要你下定决心和平解决,所有其他具体问题,包括你的个人未来,都将由我通过谈判解决。”

邓宝珊的肺腑之言消除了傅左毅的担忧。在接下来的十天左右,傅左毅和邓宝珊经过反复讨论,进一步澄清了他们所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左毅的部下和其他国民党军队在北平的情况,并对和平解放北平期间可能发生的各种事件设想了应急措施。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命令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明确表示,他们希望有职务和责任的代表傅皮、崔在智和张孙东秘密出城谈判。傅左毅派华北“剿总”少将周北峰少将与张孙东举行第二次和谈。和谈结束后,傅左毅看了会议纪要,但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讨论的问题不够具体,也没有明确的陈述."

会议记录规定答复的截止日期是1月14日。11日,傅左毅打电报给林彪,说他将派邓宝珊作为代表再次出城谈判。毛泽东主席听了之后,指示道:“傅的灵魂是邓宝珊。可以告诉他,毛主席很高兴也很高兴知道他出来谈判了。”

邓宝珊(中)、周恩来和傅左毅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与周北峰一起出城,经清河镇到达五里桥,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谈判。为了加快和谈,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仅用了20多个小时就成功解放了天津,俘获了傅左毅的密友陈长捷,这极大地打击了傅左毅在谈判中的信心和资本。

邓宝珊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真正了解傅左毅的思想,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很快就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协议。毛泽东主席在到达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人的领导后说:“邓先生达成的协议是可行的,我们对邓先生充满信心。”

1月16日,双方签署了初步协议。此后,双方通过多次讨论达成了正式协议。1月21日,傅左毅签署了《和平解放北平协定》。双方同意,大约一个月后,傅左毅在城外的全军将改组为人民解放军。双方还同意,在过渡时期,北平市的各级行政机关、企业机关、银行、仓库、邮电机关、报社、学校、文化机关将暂时保持现状,在处置前不会受到损害。从22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开始从北平撤军,撤军于31日完成。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北平接管防务。北平和平解放了,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邓宝珊在和谈中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1月16日,毛泽东看到傅左毅仍然有所保留。为了敦促和谈取得进展,他起草了最后通牒。这是一封反对傅左毅的信。措辞严厉而尖锐。它列出了傅左毅在三年内犯下的罪行,并表示仍需恢复其内战责任。但是在最后通牒到来之前,会谈已经成功了。读完这封信后,邓宝珊担心傅左毅受不了,会轻率地“破坏和烧毁”和谈。他对中国共产党代表说:“傅左毅可能受不了。我决定回去后暂时不把这封信交给傅左毅将军。”这个建议得到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的同意和支持。主席的信因此被“扣留”。不出所料,傅左毅看到最后通牒后勃然大怒。他的心情比看到战犯名单时更糟。由于协议已经签署,而且已成定局,他不得不放弃。

北平的和平解放意义重大。它不仅保护了世界著名的文化古城和文物,还保护了200多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它还为解放区建立了和平解放北平。它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等地的榜样,极大地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1949年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在西柏坡热情接待了傅左毅和邓宝珊。他们热烈欢迎他们站在人民一边的正义行动,充分肯定了他们对千年古都珍贵文物、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以及他们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贡献。三月,中共中央迁到北平。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在西苑机场视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傅左毅和邓宝珊被特别邀请参加视察。4月1日,傅左毅致电全国,表示支持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邓宝珊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全国人民的热切希望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切希望下成功举行的。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英勇的中国人民不仅打败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而且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开始建设自己独立、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我愿意劝告西北、西南、华南和台湾等解放区的真正爱国者不要徘徊或犹豫,要冲破黑暗走向光明,坚定而无保留地走向人民。代表们,先生们,今天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位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这样一个强大的人民政党——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这么多为统一战线而战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4750万觉醒的人民。我坚信,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繁荣的新中国将永远屹立于世界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朱德在李姬神、周恩来、刘伯承、陈舒鸣、蔡廷凯、蒋光奈的陪同下,为程潜、张治中、傅左毅、邓宝珊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举行宴会。吃饭时,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前国民党军队将领在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说:“国民党军队中一些爱国士兵的起义不仅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队的瓦解,而且使我们的空军和海军迅速得到加强。”

10月1日,邓宝珊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仪式,登上天安门门。邓宝珊感慨万千地说:“我出生在1894年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说,我出生在艰苦的环境中,但也遭受了磨难。现在,我可以亲眼看到新中国屹立在世界上,中华民族不再受到帝国主义的羞辱。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和骄傲。”

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北军事政治委员会委员和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他出生在甘肃,在甘肃工作。他与甘肃各族各界都有联系。关于任命他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对邓宝珊说:“蒋介石不信任你,也不会让你担任甘肃省主席。我们希望你回到甘肃担任甘肃省主席,并相信你能做得很好。”在甘肃与邓宝珊共事的邵力子曾经说过:“很久以前,我三次推荐你,一个甘肃人,到蒋介石那里担任甘肃省主席一职,但你们都没有被任命。共产党一成立,你就被利用了。可以说你很了解别人,并对他们负责。”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主席程潜也是爱国民主人士担任的省主席。当时,有句谚语说“南线和北线都是邓”。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邓宝珊就任主席。他出席了就职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他说:“从现在开始,包山就等于当了一名官员。他致力于为人民服务,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努力建设一个新的甘肃。”

邓宝珊在任期间,“努力爱人民,造福家乡”。他从甘肃的实际出发,认真贯彻党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非常重视调查和研究。为了掌握实际情况,他每年花很多时间深入基层,接近群众,观察人民的感受。他走遍了该省的各个县。他特别关心全省的农村工作,尤其是食品工作。由于各种原因,甘肃的粮食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无法自给自足,这不仅阻碍了工业发展,也使占甘肃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温饱得不到保障。农村教育的发展也受到影响。这些都给邓宝珊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压力。因此,他特别关注农牧业发展、水利建设、植树造林等相关农业发展,并希望通过解决干旱问题扭转甘肃落后的农业形势。他走访了全省几乎所有的大中型水利工程,指示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各地区的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不管年龄多大,他都亲自参加植树工作,汗流浃背,给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宝珊尽力促进甘肃工业的发展。他经常深入工业建筑工地,参加志愿劳动,拜访苏联专家,接待从事工程和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并与指导工程建设的领导干部谈论工程进度。他非常关心田兰公路、蓝欣铁路、白银公司、刘家峡水电站、金川公司、酒钢公司等的建设,并多次亲自指导。早在旧社会,他就期望家乡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但是动荡的环境使他的期望落空了。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建设甘肃的愿望日益成为现实。当时,甘肃是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重点地区。他亲眼目睹和经历的“隆中地区正在遭受贫困,世界正在遭受苦难”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他曾动情地说:“从左唐宗经营甘肃机械局和兰州针织局到解放前,甘肃现代工业没有重大变化。民族工业独立发展,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没有兴旺发达。解放后仅仅十年,甘肃就建立了许多大企业,这是新旧社会最鲜明的对比。”

邓宝珊认为,要改变甘肃的落后状况,首先必须普及教育,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因此,他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积极倡导和支持文物古迹的维护和保护,积极推动省级博物馆建设,关心大学、中小学建设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与高级知识分子交了许多亲密朋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邓宝珊提出了建立民族学院的建议,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拨款在兰州建立一所可容纳1000名学生的民族学院,招收各少数民族青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这个建议立即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两个月内,西北民族学院在兰州成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凝聚了邓宝珊的心血和智慧,为今天甘肃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亲切地称邓宝珊为“我们的好总督”。(徐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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